美刊评出世界五大拥堵城市，北京居首位，莫斯科次之。

　　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著名学者梁思成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

　　事实上，得“心脏病”的不只北京，据统计，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交通拥堵的根源在于不科学的城市规划，而在专家看来，成为“官商游戏”的城市规划的背后则是少数人说了算的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的逻辑使然

　　交通拥堵：官商造城游戏

　　近日的一场小雨，使北京在“晚高峰”时段发生了9个小时的“大堵车”，拥堵道路达到143条，北京市交通局的电子拥堵路段图几乎全线“飘红”。北京，在许多人口中从“首都”变成了“首堵”。

　　地方政策应对拥堵捉襟见肘

　　北京只是全国城市“豪堵”的一个缩影。

　　综观国内城市，无论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还是郑州、兰州、西安、长沙等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堵局”，交通拥堵已经成为老百姓极为憎恨但却见怪不怪的“城市病”。

　　据统计，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市区，机动车平均时速已经下降到12公里，而在市中心，机动车时速更是只有8公里到10公里。

　　普通自行车时速为15公里左右，开车不如骑车快，已不是笑话，而是生活中的真实一幕。

　　就此，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曝出最新研究成果，提醒人们重视交通拥堵的“价值”———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中国15座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财富。

　　与愈演愈烈的拥堵状况相应的，是我国汽车产销量的全线飙升。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字，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达到世界第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预计达到8500万辆。

　　“面对这样的事实，城市并没有做好准备。”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没有准备好的显然并不仅是城市，还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数据显示，2009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46.59%，城镇人口6亿多人。而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年卷预测，到2020年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则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在城市里，比道路资源更缺乏的，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法律规则、用车文化等软件方面的捉襟见肘。我们没有一个积极应对汽车大国到来的公共政策的应对方案。”马光远说。

　　少数人说了算的“官商游戏”

　　有专家指出，交通拥堵的“病根”，还在城市规划问题和人口日益膨胀的现状，城市“摊子”越铺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而城市规划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求。

　　目前，城市规划已经成为“城市之痛”，并成为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源。

　　早在6年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年度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北京的交通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机动化进程中多重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当时的北京已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年愈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

　　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北京市起草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并报国务院批准，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的规划总体战略。

　　然而，6年过去了，北京的拥堵状况却越来越严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尽管北京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空间发展格局，但由于中心城区发展惯性尤在，加之远郊区县跟中心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张险峰表示，“在进出城道路、中心区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拥堵也便成了家常便饭。”

　　“规划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动，遗留问题就非常多。”清华大学史其信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交通的发展要对人们的出行需求有更为长远的理解，环境发展是为了更适合人们生活的需要，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一个城市光靠大马路、大广场就能够让人们生活惬意吗？显然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系教授丁立民说。

　　“单中心”的城市格局，简单的城市扩张，在中国颇受青睐，与其说是规划思想的落后，不如说是权力逻辑使然。有业内人士说，“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可以让城市建设的政绩工程来得迅速。从更深的层面讲，与其说是GDP的引导，不如说长期浸淫于此的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共谋分利机制。

　　该人士指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造城运动，宽阔的马路，也可以披上公共利益的“合法外衣”。而在很多地方和城市，这些决策，甚至往往就是少数人说了算。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城市规划的工作进展与完善方向”报告。报告执笔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宋迎昌也说：“在城市规划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土地财政和权钱交易等利益驱动，规划控制指标往往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规划缺乏应有的控制性。”

　　“在一些地方，城市规划成了官商游戏。”宋迎昌说。

　　不科学的城市规划会给城市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而导致城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而造成城市建设成本高昂，给纳税人带来沉重负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浪费。

　　然而，在采访中《法治周末》记者对于地方政府决策的官员心态的追问，却遭到了许多专家的婉言谢绝。